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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述唐代道教饮食养生

浅述唐代道教饮食养生

来源:黄信阳博客     作者:吴受琚 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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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教把自然、社会与人体看作是同根同源、同构互感的一个整体,一个宇宙系列。人类在自然与社会的环境中如何将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,将自己的精神保持恬静、超脱,不与自然造化运行相逆背,不因人寰事故的变迁而受到损害,以此作为遵道、守道、修道的最高境地。这种思想在唐代道教中尤为突出,这种修炼方法在中唐时期已形成了多种模式,并发展到了较高水平。

食为性命之基

《礼记•礼运篇》:“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”。食欲、性欲是人类的两大欲望,究两者而言,饮食又过于性欲的追求,它是维持生物生存的起点。“食为民之本”  ( 《通玄真经》),人不可一日而废。道教认为“人之为性也,与天地合体”(唐高道司马承祯语),唐《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》曰: “夫天主阳,以五气食人。地主阴,以五味食人。气味相感,结为五脏,五脏之气,散为四肢十六部三百六十节,引为筋脉、津液、血髓,蕴成六腑、三焦、十二经,通为九窍”,五味乃五行之精(《四气摄生图》),五行之精乃天地之灵。所以,人秉承天地自然的灵气,成为三才,成为性命的载体。

道教认为;“上古之人,饮血茹毛,纯一受气,所食无滋味之爽,脏腑无烟火之毒,各遂其性,患害不生。”上古之人生食自然食品,不生疾患。但到了后世,“神农始教,扩植五谷;钻火变腥,以有营为,能冒寒暑,故生疾病”。这种说法,纯属无稽之谈。食为性命之基,但饮食不当,五味不调,食又为疾病之源,这是值得注意的。

饮和食德

《礼记•礼运篇》:“礼之初,始于饮食”。饮食的礼法,也是道教团体宗教律条的内容。志于道者,临馔皆要正心澄意,存身中之神,首先思想其神先饮食,其次默诵“食物养生,天神护卫”(《大上洞玄灵宝四方大愿经》)的咒语。食毕,心中还要念祝辞:“百谷入胃,合神与气。慎补血液,亡坠尸邪。超登金关,与天地长生。役使六丁,奉卫灵童。”(《上清金阙帝君五斗三一图诀》)

此外,道士饮食时不能说话,如孙真人《备急千金要方》所引“道林养性”中说:“饮食时不得语,语而食之,患胸背痛”。饮食时,不得发生咀嚼声;饮食时不得将食物坠落地上等等,名目繁多。这些礼法,与基督教礼法相似,是宗教信仰的特色。

道教饮食礼法中很重视饮食生活与大自然相协调,并以顺应四季循环、和节起居动静、适宜风土环境的饮食礼制为最高理想,这样的思想成为道教饮食文化的核心内容。正如《保生要录•论饮食门》曰:“饮食者,所以资养人之血气。血则荣华形体,气则卫护四肢。精华者,为髓,为精,其次者,为肌、为肉。常时不可待极饥而方食侯极饱而撤馔;常欲如饥中饱,饱中饥。”又曰:“人欲先饥而后食,先渴而后敛。不欲强食强敛故也。”又曰:“不欲先进热食而随餐冷物,必冷热相攻而为患。凡食,先热食,次温食,方可少餐冷食也。凡食,太热则伤胄,太冷则伤筋。”

又曰:“凡所好之物,’不可偏耽,偏耽则伤而生疾。所恶之味,不可全弃,全弃则脏气不均。”

又曰:“四时无多食所王并所制之味,皆能伤所王之脏。宜食相生之味,助王气也。五脏不伤,五气增益,饮食合度,寒温得宜,则疾不生。”

我国古代儒重涉世,佛重心性,道重治身,而在养生家中,又以医、道最为重要,医学以除病为主,道教以养生为务。因此,古代主张“摄生尚玄”,“医道同源”是有相通相辅的机理。名医、药物学家纷纷出自道教高士之门,便不足为奇了。

和五味、重食治

道教养生学立足于百姓日用起居饮食,专注于五味损益食治。

道门认为人体的生理现象及病理变化皆“均乎二仪,应乎五行”(司马承祯《修真精义论》),“神服元气,形食五味”,道士们在日常起居、行道修炼、饮食选择中莫不沿循天人合一、五行(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),五味(辛、酸、咸、苦、甘),五脏(肺、肝、肾、心、脾),五时(春、夏、秋、长夏)的生生克化规律,按照五主(皮、筋、骨、脉、肌),五色(白、青,黑、赤、黄),五音(商、角、羽、徵、宫),五官(鼻、目、耳、舌、唇)、五液(涕、泣、唾、汗、涎)五谷(黍、麻、禾、麦、稷),五果(桃、李、栗、杏、枣),五菜(葱、韭、藿、薤、葵)等的配伍规律。这种分类法,把食物的性味、归属、与人体的五脏、经脉、五官等网罗汇萃、分门别属,形成人身的一个体系。这种思想,最早起源于战国时期,汉代后进一步提高、归纳,成为祖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基石,后又被道教吸纳,直接施用于人们日常养身修性生活中。

食治的认知基础,源于“食能排邪而安脏腑,神能爽志,以资血气。摄生者气正则味顺,味顺则神气清,神气清则合真之灵全,灵全则五邪百病不能干也。”(扁鹊语)

“若能用食平痾,释情遣疾,可谓良工。长年饵老之奇法,极养生之术也。”(孙思邈《千金要方•食治》)这种思想渊源于先秦时成书的《周礼》。在《周礼》中把当时的医人分为疾医、食医、疡医、兽医四种,居于第二位的“食医",即指掌管帝王贵族饮食卫生的营养医师。他的职责是“掌和王之六食、六饮,六膳、百羞、百酱、八珍之齐”,是古代摄生中饮食卫生的重要部分。

孙思邈《千金要方•食治》曰:“人体平和,唯须好将养,勿妄服药。夫含气之类,未有不资食以存在而,不知食之有成败。安身之本,必资于食,极疾之道,必凭于药。不知食宜者,不足以存在也;不明药忌者,不能以除病也。故摄生者先须洞晓病源,知其所犯,以食治之。食疗不愈,然后命药”。

和五味、重食治,食疗不愈,再施医药。

水为气母

唐高道司马承祯《修真精义论》曰:“夫水者,元气之津,潜阳之润也。有形之类,莫不资焉。故水为气母,水洁则气清;气为形本,气和则形泰。唯身之荣卫,自有内液,而腹之脏腑,亦假外滋,既可以通腹胃,益津气o”水,在中国原始民族里信仰它有清洁的作用,是圣洁的灵物。

水,在道教中通常有可饮用的井华水、香水、符水、咒水等。

井华水,指清晨最先汲取的井泉水。汲取后须先搅动数十次,去掉浮在上面的白色泡沫,待沉淀后,方可饮用。这样澄清的井华水味甘,性平,有安神镇心,清热助阴,除口臭的功能。

香水,指供奉在神灵香案上的圣水,或放有香灰的沉淀水质。

符水:一指符文篆纸烧成灰后,用清水冲合,待沉淀后,饮用上面的清水;一指把符篆纸放在水中,煮沸,或用适量中药煮沸后饮用的水。道教徒认为这样的水具有禳邪、祛灾的效力。

咒水:即行过咒语的水。认为它和符水一样,具有功效力。

服水法由来已早,晋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卷四记载有服水《治卒绝粮失食饥惫欲死方》。宋时《圣济总录》卷一百九十八卷《神仙服饵门•治卒绝粮饥惫欲死方》抄录说:“修行家忽到深山无人之地,或堕涧谷深井之中无食者,便应咽津饮水服气代之”。唐孙思邈《千金翼方》卷十三《辟谷服水方》中有《服水禁忌法》一则。由服水法发展到服水辟谷服气法,在魏晋唐五代以来,频为流行。

餐漱津液

服液,隋唐之际盛行于道教上清派中,主要指服四极云牙、服真五牙等法。牙指牙齿(一作芽,指生发之萌),五指自然界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五个方位。道教把这五个方位与自身五脏、五官相联系,认为“东方青色,入通于肝,开窍于目,在形为脉。”  “南方赤色,入通于心,开窍于舌,在形为血。”“中央黄色,入通于脾,开窍于口,在形为肉。”“西方白色,入通于肺,开窍于鼻,在形为皮”。“北方黑色,入通于肾,开窍于二阴,在形为骨”(《服气精义论》)因此,每日清晨,面对五方,吸引朝气,纳入腹内,再用舌头搅动口腔上下、牙齿内外面,两面颊频频鼓漱,使津液满口,再缓缓咽下。这种餐漱津液法是“虚映之道,自然之功”,是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导下“远取天地之精,近取诸身”的实践行为。

服食五牙法,又称鼓漱功,又称服食玉泉法。唐孙思邈《千金方•养性序》曰:  “人当朝朝服食玉泉,使人丁壮,有颜色。玉泉者,口中唾也,朝旦未起,早漱津,令满口,乃吞之。”又隋巢元方《养生方》曰:“咽之三过乃止,杀虫、补养虚劳,令人强壮。”“治口苦干燥”,可知此法在唐以前已有流行。

酒为五谷之华

酒,道教认为是“五谷之华,味之至也”(《养性命延录》)有养生祛病的功能,过饮,则能损性伤命。唐代道教戒律中告诫曰:“学士及百姓子,不能饮酒失养性”(《要修科仪戒律钞》)。学道之人,“不可惑于酒恶”(《洞玄灵宝道学科仪》),是指修道之人不可耽酒、汹酒,以酒伤身,因酒败性。而在养性中,减酒节行,调和气性,“服气时,每日空腹两盏酒,甚妙”(《太清调气经》)。魏晋时期,士大夫阶层盛行服食灵飞散、五石散;唐初又盛行温酒调服四扇散、青云子返童散、构杞散、地髓散等,都是借助酒力以助气、以发散药效、通达精血脉络。因此,道教养生中是提倡节制饮酒,并非绝对禁酒。

道教所饮酒类中,注重药酒的配制。《药酒序》曰:“夫酒者,谷蘖之精,和养神气。性惟慓悍,功甚变通。能宣利胃肠,善守引药势。今则兼之名草,成彼香醪,莫不采自仙方,备守药品,痾恙必涤,效验可凭。”盛行唐代的有地黄酒、黄精酒,枸杞酒、菊花酒、菖蒲酒、松叶酒、松脂酒、柏叶酒,以及桃仁酒、杏仁酒、神仙乌麻酒、三石酒等,均具有轻身明目,延年益寿、补气血、壮筋骨等作用。

“无酒不成俗”,民间饮酒习俗,无不存在在民俗礼仪、宗教斋醮活动中。如新春佳节,必喝新春屠苏酒;端午节,人们倾洒雄黄酒;五月五日,男女老少均佩带符画,饮菖蒲酒;九月九日重阳节,人们兴饮菊花酒。酒渗透在中国人生活的每个角落,是一种物质享受,更是一番精神慰籍。

药茶代饮

古人饮茶的历史十分悠久,根据中国最早的饮茶资料书藉《茶经》的记载,在传说的三皇时代就有了饮茶的习俗。这虽然不是史实,但据比较可靠的记载是前汉神爵三年(公元前59年)王褒的《僮约》中即已提到了“烹茶”、“武都买茶”。“茶’’这个字,在唐陆羽《茶经》书中首次出现,《尔雅》:“禾賈,苦茶”,郭璞注日:“早采者为茶,晚取者为茗,一名芬,蜀人名之苦茶”。注中还谈到饮茶的方法是“煮作羹饮”。西晋杜育《荈赋》中提到饮茶,说“沫沈华浮",说明西晋时饮用的有末茶,华(花)茶。

药茶,即以草药代茶饮用,或草药与茶共同制成饮剂食用,始出于山居道士所创。陶弘景<<杂录》:“苦茶,轻身换骨,昔丹丘子、黄山君服之。”隋唐时期,嵩山道士、王屋山隐居修道者王远知、潘师正、司马承祯等均自制松叶茶、柏叶茶、甘菊茶、杏仁茶、桃仁茶等代饮服用。道士们的制作方法也较简单。如甘菊茶,可明目清肝,治虚劳醒脑。制作:取黄花紫茎的菊花全草,洗浮、阴干、捣末即可。一般五月采茎,九月采花。又如薄荷茶,可祛邪气,通鼻塞头痛,去心烦燥等。罗摩叶茶,可除风治头痛。石楠芽茶,可补虚治风。槐芽茶,可治疗肠风下血、大便干燥,痔疮等症。

唐朝人讲究茶效,茶情、茶趣、茶品,《茶经》说:“茶性寒,最宜饮用”,精行俭德之人,若热渴、凝闷、脑疼、目涩、四肢烦、百节不舒,聊四五啜,与醍醐甘露抗衡也”。而道士们所创的品目繁多、治疗广泛的药茶,更有胜过茶茗的功效。

刘贞亮认为茶有“十德”:能散郁气、驱睡气、养生气、除病气、利礼仁、表敬意、尝滋味、养身体、可行道、可雅志。道门药茶更能“滋饭蔬之精素,攻肉食之膻腻”,凝神志、恬心气、益寿延年。

食粥致神仙

“世人个个学长年,不悟长年在目前。

我得宠丘平易法,只将食粥致神仙。”

一一陆游

道士山居,每日食粥,以为粥能推陈致新,生津快胃,所益非浅。(《梁溪漫志》)我们从敦煌卷子中发现“道教神仙粥”一帖食方。方中仅以糯米、鲜姜、葱头三味烹煮,有开胃、提气、健脾的功效。其实道教食疗中又有胡麻粥,仅有胡麻、粳米二味,有乌须发、明目补肾的功能。另还有补益五劳七伤的人参粥、山药粥、构杞粥、肉苁蓉粥、还有可坚筋骨、益气力的苣胜粥、黄芪粥、石英粥;祛风除邪治头痛拘挛的冬麻子粥、薏苡仁粥、葛粉粥、葱豉粥、竹叶粥、侧柏叶粥。治久咳不已的梨粥、罗卜粥、杏仁粥等等,名目繁多,不可胜举。其中既有单味药粥,也有复方药粥;既有植物类药粥,也有动物类药粥。道士服食既可充饥度日,又可治疗疾病,同时也有养生保健的作用o

黄帝内经》说:“药以祛之,食以随之”,“谷肉果菜,食养尽之”,唐道士提倡的药粥,正是以药治病,以粥扶正的一种高捷易行的食治方法。唐医药家孙思邈《千金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两部巨作中就列有“食治”专节,并记载了许多民间通行的方剂,如用谷皮糠粥防治脚气肿胀病;防风粥去四肢风痹症。道士月吾玄子张鼎《食疗本草》中也有茗粥、柿粥等诸方。道士方士们认为“五谷、五畜、五果、五菜,用以充肌时谓之食,用以疗病时谓之药”,因此,米谷与药物配伍,同煮为粥,相须相使,既不同于单用药物祛邪治病,又不同于纯服米谷扶正调理,而是寓药寓食、寓医寓补,协同作用,使“峻历者,可缓其力;和平者,能倍其功”,正如《本草求真》所谓:‘‘米虽常食之物,服之不甚有益,而一参以药投,则其力甚巨,未可等为泛常而忽视也”。

食疗与本草学

道教饮食中讲究食治,食治专书最早著录于世的当推《汉书•艺文志》中的《神农黄帝食禁》七卷,汉代医圣张仲景《金匮要略》中有关食治、食物禁忌的论述;晋葛洪《抱朴子内外篇》中重视饮食的效力,主张服饵仙药,辟谷节食;梁朝陶弘景《神农本草经集注》记载了动植物类,矿物类药品365种,并把药物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品药物。“上药:为君,主养命以应天,轻身益气,不老延年者”;“中药,养性以应人”,有予防疾病、增强虚弱体质的作用;“下药、主治病”。从这种分类学看,道教道士的本草药物学观点不是仅限于治疗已发生的疾病,而是着眼于养命和养性,换言之,即道教本草药物学的核心是阐述能够养生防病,延年益寿的动植物,以及能冶炼外丹的矿物类药品。

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著有《千金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、《福寿论》、《摄生真录》、《枕中素书》、《存神炼气铭》、《保生铭》、《孙真人食忌》等,提出了‘‘可食”、“宜食”、“忌食”、“服食法”、“五脏所宜食法”、“养性法”等专注食疗栏目,饮食与医术并举,饮食与养生同行,一直影响到现代人的生活规则。

其弟子孟诜(道士)撰《补食法》138条(一说为唐同州刺史孟诜撰),弟子月吾玄子张鼎(道士)又增补89条,改名为《食疗本草》,其中有很多条目是《唐本草》一书未收内容(参见吴受琚辑注《食疗本草》,1992年,中国商业出版社)。

《千金方•食治》(参见吴受琚注《千金食治》,1989年,中国商业出版社)、《食疗本草》,唐代这两部重要的饮食药物学著作,具有三个特点。

首先,书中所载食用药品,主要来源于日常食品,多以瓜果蔬菜、米谷草木及动物脏器为主,食用简便,味美爽口,寓医于食,适用于男女老少、及修道养性者、服饵丹石家。书中对药物食用方法、炮制过程、辅料添加、贮藏方法,以及某些药物多食久食产生的付作用等事项,均予以说明。在正确合理地使用食用药品方面较以前的同类著作有较大的提高。

其次,充分注意到饮食疗法的地区性,对不同地区出产的食用药物均广收博采,对同一药物因产地不同而出现的不同疗效也予以注明,还对同一药品尽量细分出其不同部位的不同疗效,以便充分发挥每一药物的食疗作用。

另外,在编纂过程中,还广采前人之说,吸收民间单方验方,道士实践经验,提出新的食疗方法和疗效,这是对唐代中原地区食疗医学经验的总结和发展。因此,《千金方•食治》、《食疗本草》被后人推崇为唐代道教药物学中食疗书藉的典范。

道教素食

道教中,特别是道团宫观制度形成后,开始奉行素食(菜食)主义,即全面禁止食用肉类食品。形成菜食思想的原因与道教教义、戒律以及佛教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。

道教认为人类的善恶常在一念之间,一念的善恶会导致行为的善恶,行为和意念的善恶,又决定了人类的宗教业力。行善作恶的具体行动会很快成为过去,然而它的影响,心理上的压力,宗教的因缘种子均会保留下来,成为影响人类命运的最大潜在力。一切有生命的物质都有道性,也就是说众生的生命本质平等,作为人,又有什么特殊权力去任意残害生灵?去操纵其他生物的生死大权?万物以一种食物链的姿态生存,动物具有生命,植物也同样具有生命,在自然界中,生命互相融合,万物才能生生不息。为维持最低生存需要,人类也避兔不了杀生,而在宗教道德、宗教心理范畴中,人类必须竭尽所能地减少杀生,不为口欲,不为恶念而去杀害其它生物,也不叫别人去残害生物,主动维护生的权利,这也是道教宗教信仰的准则,也是道教戒律中的“不杀生戒”。这种思想与儒教的“仁恕”有共同之处,也可谓是同源。

其次道教“承负”学说、轮回报应说的教义,具有威慑恐吓力。因果、转生而遭永世的痛苦,使教徒们归心于素食戒律。

而且,先秦时方土、黄老之徒,养生炼神求神仙,认为“食草者壮健多力,食肉者勇悍轻疾,食谷者智慧聪明,食石者肥泽不死,食芝者延年不死,食元气者地不能埋,天不能杀。是故食药者与天地相弊,日月并列”(《神农经》),道士求长生成仙,餐风饮露、服饵辟谷,自然不宜进食动物肉质。

包括茶文化、酒文化、食文化在内的唐代道教饮食文化,是中国道教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。道教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中追求内心澄静的境界,通达天道世理,调协五行阴阳,推崇医食同源、药食一如的摄身精神,以饮食涵养人生、完善人性,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影响至深。